由于两派在边防工事修缮问题上僵持不下,北方边境的防御工事迟迟得不到有效修缮。匈奴得知大秦朝堂混乱,更是频繁侵扰边境,烧杀抢掠,百姓苦不堪言。边境的守军因防御工事破败,在与匈奴的对抗中处于劣势,多次战败,损失惨重。
在民生方面,由于两派在赋税政策上争论不休,朝廷无法制定出合理的赋税方案。一些地区赋税过重,百姓生活艰难,纷纷逃离家园,导致土地荒芜,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。而在商业领域,两派的争斗也使得商业政策朝令夕改,商人无所适从,商业活动受到抑制,经济发展陷入停滞。
不仅如此,党派纷争还导致朝廷内部人心惶惶。官员们不再专注于本职工作,而是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揣摩两派的意图,谋求自身的利益。一些正直的官员,不愿参与党派之争,却遭到排挤和打压,被迫离职。整个官僚体系陷入了混乱,行政效率大幅下降,许多政务堆积如山,无人处理。
看着大秦因党派纷争而陷入混乱,我痛心疾首。我深知,必须尽快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,否则大秦的江山社稷将毁于一旦。
朝堂上的党派纷争,如同一场可怕的瘟疫,迅速蔓延到了地方。
各地的官员们见朝堂上分成了两派,也纷纷选边站队。原本团结协作的地方政府,如今也陷入了内斗之中。在一些郡县,支持李斯派的官员与支持赵高派的官员相互倾轧,争权夺利。他们不顾地方的实际情况,将党派利益置于百姓利益之上,导致地方政务无法正常开展。
例如,在某个郡县,本应共同商讨治理水患的问题,可支持不同党派的官员却在会议上争吵不休。支持李斯派的官员主张采用一种传统的治水方法,而支持赵高派的官员则坚持引进一种新的治水技术。双方各执一词,互不相让,全然不顾水患日益严重,百姓生命财产受到威胁。最终,治水方案迟迟未能确定,水患愈发肆虐,淹没了大片农田和村庄,百姓流离失所。
在地方的官员选拔上,也因党派纷争变得混乱不堪。官员的任命不再依据才能和品德,而是看其所属的党派。一些无能之辈,只因投靠了有权势的党派,便得到了重用;而真正有能力的人,却因不愿参与党派之争而被埋没。这使得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大幅下降,社会秩序动荡不安。
党派纷争在地方的蔓延,让大秦的基层治理陷入了瘫痪。百姓们对朝廷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,社会矛盾不断激化。我意识到,若再不解决党派纷争的问题,大秦将面临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,随时可能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
面对日益严峻的局势,我决定亲自出面调解两派的纷争。
我在咸阳宫设宴,邀请李斯、赵高以及两派的主要官员参加。席间,我言辞恳切地说道:“诸位爱卿,大秦如今内忧外患,正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之时。党派纷争于国于民皆无益处,朕希望你们能摒弃前嫌,以国家利益为重,共同为大秦的繁荣昌盛出谋划策。”
李斯率先起身,恭敬地说道:“陛下圣明,臣等定当谨遵陛下教诲。只是在一些政策上,臣与赵大人确实存在分歧,还望陛下明察。”
赵高也跟着起身,皮笑肉不笑地说道:“陛下,臣等都是为了大秦着想,只是见解不同罢了。臣愿与李丞相携手,共辅陛下。”
看到他们表面上的恭顺,我心中稍感欣慰,以为调解初见成效。然而,好景不长,没过几天,朝堂上的争斗又再次上演。
这次是关于一项新的商业政策的讨论。李斯派认为,应该鼓励商业发展,降低商业税,以促进经济繁荣;赵高派则坚决反对,称此举会减少国家财政收入,影响国家的正常运转。双方又是一番激烈的争吵,全然不顾我之前的调解。
我愤怒不已,却又无可奈何。看来,两派之间的矛盾已经根深蒂固,仅仅靠一次调解,无法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。我意识到,必须采取更加果断的措施,才能打破这一僵局。
经过深思熟虑,我决定采用分化瓦解之计,逐步削弱两派的势力。
我首先从李斯一派入手。李斯的长子李由,时任三川郡守,手握一定的权力。我暗中派人调查李由的政绩和行为,发现他在治理三川郡时,虽有一定的能力,但也存在一些问题,比如在征调民夫时,手段有些粗暴,引起了当地百姓的不满。
我抓住这个机会,在朝堂上对李由进行了严厉的批评,并削减了他的一些权力。同时,我又提拔了一些与李斯关系不太密切,但有能力的官员,将他们安插到重要岗位上,以分散李斯一派的权力。
对于赵高一派,我则采取了另一种策略。赵高平日里善于结党营私,他的党羽中有不少人存在贪污受贿的行为。我暗中指示监察官员,加大对赵高党羽的调查力度。没过多久,便查出了几起赵高党羽贪污的案件。我借此机会,严惩了这些涉案人员,并对赵高进行了警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