田嘉明绝非寻常之辈,回溯其在平安县任职之时,堪称当地政商圈子里也是说一不二的 “一号人物”。往昔,郑红旗书记意图对其进行整治,他竟罔顾法纪,委托黑道上的朋友,将三颗子弹悄然放置于郑红旗书记的办公室,这般行径,其威胁之意昭然若揭。
如今,田嘉明调任至东洪县担任公安局长,他心里明镜似的,深知若要带好公安队伍、牢牢管控下属,绝不能做那 “人面心善”、优柔寡断之人。因而,在面对与老黄县长的激烈争执时,他丝毫没有犹豫,猛地一巴掌挥出,结结实实地将老黄县长打倒在地。眼见对方已然倒地,他心中的那股恶气仍未消散,紧接着一个箭步上前,伸出手狠狠揪住老黄县长的头发,随后抬起脚,对着其肚子猛踹了一脚,嘴里还不停地骂着 “老流氓”,其间夹杂着诸多不堪入耳的脏话。这一连串凶狠且粗暴的举动,可把一向在东洪县飞扬跋扈、作威作福惯了的黄志行吓得不轻,整个人惊慌失措,呆若木鸡般地立在原地,仿佛灵魂出窍一般,久久都回不过神来。
第二天清晨,阳光柔和地洒落在县委家属院,就此拉开了我一天忙碌工作的序幕。这一天,我将工作重心聚焦于“九年义务教育”评估工作。到几个乡镇学校进行专题调研。
县长的工作千头万绪、繁杂琐碎,犹如一团乱麻,但我始终坚守着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:在矛盾错综复杂、纷繁交织之时,务必要精准无误地抓住主要矛盾,以此作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。新学期才刚刚开学,学校里潜藏的问题和矛盾就如同雨后春笋般集中显现出来。身为县长,我始终坚定不移地坚信 “没有调查,就没有发言权” 这一至理名言。在我看来,仅仅依靠文件和报表,犹如雾里看花、水中望月,根本无法真切、全面地了解全县教育的真实状况和实际困境。
整整一天的时间,我不辞辛劳,马不停蹄地辗转走访了三个乡镇的十多所学校。各校的情况竟大致相同,毫无二致。映入眼帘的,多数是那红砖堆砌而成的瓦房,还有一小部分则是摇摇欲坠、破败不堪的土坯房。部分校舍的基础条件之差,令人触目惊心,地面坑洼不平,墙体裂缝纵横交错。而学生们使用的课桌,不仅严重不足,数量远远无法满足需求,而且十分陈旧。
在深入了解完部分乡镇学校的基础设施这般令人堪忧的情况之后,我又与老师们组织开展了一场座谈交流。座谈的氛围十分轻松随意,倒也没有没有拘谨和压抑之感。此前,民办教师由乡镇和村里负责发放工资,收入确实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。然而,令人倍感欣慰的是,大家对于考入正式教师岗位依旧满怀期待。毕竟,从现实情况来看,三五十块钱的收入减少,在短期内看似颇为明显,给老师们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压力。但将目光放长远,一旦能够成功进入正式教师队伍,对于大多数老师而言,无疑更具吸引力。
调研工作结束后,我与刘志坤、焦杨三人一同乘坐一辆车返程。我微微侧过头,目光看向焦杨,认真且严肃地说道:“焦县长,你也都看到了吧?大家对于教师转正方案可是充满了期待啊,你的任务可不轻,必须尽快将方案制定出来!”
刘志坤与我一同坐在后排座位上,此时他微微坐直了身子,若有所思地说道:“县长,我个人建议啊,咱们可以把今天调研过程中收集到的意见建议,合理地纳入到方案当中去。同志们提出来的意见都非常好,切中要害,是我们之前在考虑问题时有所疏忽、没有顾及到的。就拿以年龄划分这一点来说,我们必须充分周全地考虑到男、女教师的年龄差异。
按照相关规定,女教师一般是 55 岁退休,而男教师则是 60 岁退休。基于此,我个人建议,在制定方案时,还是要充分考虑性别差异,女教师 45 岁便可优先安排报名参加考试,男教师是 50 岁。这样,无论是男教师还是女教师,都能在退休前解决这个问题,这样既能够体现咱们县里政策的合理性,也算是对女教师的一种照顾嘛。”
我听后,不禁微微点头,对刘志坤的提议表示认可,回应道:“志坤同志,你这个方案切实可行!不得不说,我们之前在谋划这件事情的时候,确实忽略了男女退休年龄的差异,考虑得不够细致全面。”
焦杨副县长紧接着接过话茬说道:“县长,我建议咱们再深入走访一下,多听听同志们的意见,看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和诉求。方案的制定关乎众多教师的切身利益,我们一定要做到尽善尽美。”
看着二人如此专注投入地探讨工作,一心只为工作着想,我内心深处感到十分欣慰。在我看来,工作从来都不怕任务繁重、困难重重,最关键的是要有敢于担当的非凡魄力和勇往直前的坚定决心。
在接近下午 5 点的时候,缓缓驶回了县委大院。车稳稳地停稳之后,我透过车窗,一眼便看到田嘉明和万金勇正站在我办公室的门口静静等候着,不远处,还站着老县长黄志行和马立新。我心中不禁泛起一丝疑惑:这四个人凑到一块儿,肯定是食堂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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刚一下车,办公室主任彭凯歌便满脸笑容、脚步匆匆地迎了上来。
彭凯歌快步走到半路,神色略显焦急地对我说:“县长,刚出了件急事,组织部姜艳红部长找您,结果没找到人。”
我微微皱眉,开口问道:“估计是我下乡到乡里去了,大哥大没信号,所以她没打通。姜部长找我有什么事啊?”
彭凯歌连忙接着说:“县长,我已经跟姜部长解释过了,说您下乡检查工作去了。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,听她那语气,感觉挺着急的。”
我见彭凯歌已经迅速地拿出了大哥大,便顺手接了过来,道:“彭主任,你赶紧看看通讯录,姜部长的电话是多少?”
彭凯歌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一串数字,随后又补充道:“县长,这电话号码我都特意替您记下来了,以备不时之需啊。”
看着彭凯歌这般细心周到,我在心里暗自思忖:这彭主任和吕连群一样,都是心思细腻之人,在服务领导的诸多细节方面,做得倒是十分用心,让人挑不出毛病。我拨通了电话,此时县委大院里的大哥大信号格外清晰。我一边朝着办公室走去,一边客气地问道:“姜部长,您好,请问您有什么指示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