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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86章 我还会回来的（第4页）

菲军与美军士气崩溃，内部分裂：在饥饿、疾病、绝望和日军持续不断的炮击轰炸的多重压力下，美菲联军的士气，不可避免地开始崩溃。很多菲律宾士兵，因为思念家乡，或者对抵抗前途彻底失去信心，开始出现逃亡、哗变甚至向日军投降的情况。美军士兵虽然纪律相对较好，但在这种看不到任何希望的绝境中，也普遍弥漫着悲观和绝望的情绪。

就在巴丹半岛的抵抗已经濒临极限、全军覆没似乎只是时间问题的时候，1942年3月，麦克阿瑟接到了来自华盛顿的、罗斯福总统亲自下达的死命令——要求他立刻离开菲律宾，前往澳大利亚，组织和指挥西南太平洋战区的盟军作战！

罗斯福总统做出这个决定，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：一是麦克阿瑟作为当时美国军界声望最高的将领之一，不能让他跟巴丹守军一起玉石俱焚，他的军事才能和指挥经验，对未来的反攻至关重要；二是从政治宣传的角度看，让这位“远东英雄”成功突围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鼓舞盟国的士气，抵消菲律宾失陷带来的负面影响。而一旦这位四星将军被日本俘虏，那政治影响可就太大了，这是美国无论如何都不能承受的。

麦克阿瑟本人，虽然一百个不情愿离开他那些正在与他并肩作战、即将陷入绝境的部下，但军令如山，他也不得不服从。1942年3月11日夜，麦克阿瑟带着他的家人和少数核心参谋人员，在夜色的掩护下，乘坐着几艘鱼雷快艇，悄悄地从科雷希多岛撤离，历经艰险，最终成功抵达了澳大利亚。

在离开菲律宾前，麦克阿瑟向留守的部下和菲律宾人民，发表了他那句后来流传千古、也充满了争议的着名誓言：“I shall return!”（我还会回来的！）

当罗斯福总统在华盛顿听到麦克阿瑟这句充满“个人英雄主义”色彩的誓言时，眉头微微一皱，似乎对这个“I”（我）字不太满意，他可能觉得，在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危难时刻，更应该强调的是“We”（我们）的力量。但麦克阿瑟可不管这个，坚持强调“我还会回来的”。

对麦克阿瑟而言，菲律宾的失守不只是美军的战略失败，更像是一场强加于他个人身上的屈辱。他已经把这场战争，从国家之间的对抗，转化成了他与日本之间的私人恩怨。从这段话就能看出，麦克阿瑟是一个极度以自我为中心、荣誉感强烈且情绪浓烈的将军。麦克阿瑟对菲律宾的执念，并不只是一次性情绪反应，而是逐渐演变为长期影响其战略判断的心理重心。他将“重返菲律宾”视为一场必须亲手完成的复仇与救赎，这种私人恩怨深深嵌入了他此后几乎所有的战略决策中，从战区选择到资源争夺，甚至不惜与海军和联合参谋部反复拉锯。他不是单纯在打仗，而是在用战争为自己洗刷那段被迫撤离的耻辱。

但无论如何，麦克阿瑟的这句誓言，确实也给那些被他“抛弃”在菲律宾的数万盟军将士和苦难中的菲律宾人民，留下了一丝渺茫的希望和精神上的寄托。

麦克阿瑟走了，把指挥权交给了乔纳森·温莱特中将。但留给温莱特和那十多万饥饿、疲惫、疾病缠身、弹尽粮绝的美菲联军将士的，只有无尽的绝望和即将到来的、比死亡更可怕的命运。

麦克阿瑟撤离后不到一个月，1942年4月9日，坚守在巴丹半岛的约7万5千名美菲联军（其中美军约1万2千人），在指挥官爱德华·金少将的率领下，被迫向日军投降。这是美国军事历史上，一次性投降人数最多的一次。

紧接着，5月6日，在经历了日军持续数周的猛烈炮击和轰炸之后，坚守在科雷希多岛“石头炮台”上的最后一万多名美菲联军，在温莱特中将的指挥下，也放下了武器，向日军投降。

至此，盟军在菲律宾有组织的抵抗，基本宣告结束。日本，以相对较小的代价（日军在整个菲律宾战役中伤亡约1万2千人），成功地占领了这个美国在远东最重要的战略据点，将美国的势力彻底赶出了西太平洋的核心区域。太平洋战争的“正门”，就这样，被日本人狠狠地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。

对巴丹半岛投降的约名盟军士兵（其中包括大约名美军与超过名菲律宾军人）来说，举白旗并没有结束战争带来的苦难，反而迎来了另一段更加残酷的生死考验——“巴丹死亡行军”。

自1942年4月9日起，日军强迫这些早已饥饿、患病、极度虚弱的战俘，徒步穿越超过100公里，从马里韦莱斯出发，沿着崎岖炙热的道路，一路押送至塔尔拉克省的奥唐奈集中营。整段行军过程持续6到10天不等，条件极端恶劣：

战俘在高温下缺水缺食，每日仅有极少量口粮；

路途中禁止休息，许多人在烈日与脱水中倒毙；

任何掉队、跌倒或无法行走者，往往被日军当场枪杀、刺刀捅死或活埋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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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些日军士兵甚至以战俘为靶子练习刺杀，或用卡车碾压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