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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伯涛深有同感,叹了口气说道:“谁说不是啊?关键是周会长,你是当过国企一把手的,你应该知道国有企业营收不好说,它现在和市场有很大关系。谁不想企业营收好?但是国有企业活力差,程序多,这也不是我们棉纺厂一家亏损,最主要的原因是市场原因嘛。”
周海英心里清楚,任何国有企业的亏损,市场是主要原因,但有些企业领导干部也起了关键作用。不过当着杨伯涛的面,他自然顺着他的话来说,毕竟自己刚刚欠下一个莫大的人情。现在看来,纪委之所以盯上棉纺厂,确实和调查柳如红很有关系,说是柳如红这事才引起了纪委书记林华西的注意。
“哎呀,这件事啊,实不相瞒,这个林华西到了东原之后,刚来的时候,没什么纪委书记的经验,自己都搞得晕头转向。现在啊,不像刚来的时候,现在这纪委书记当得有模有样。我看,这林华西仗着和省政协的邹镜堂关系,有些想大刀阔斧收拾干部的想法啊。” 周海英说道,“你看看年初的时候,审计局把审计清单拉出来,纪委可没客气,涉及处理的干部前前后后有二三十个,都是处级干部。东原哪个领导身上没处分啊?所以我建议,这件事你也不要太当回事,现在不是说了吗?没有处分的领导,人生是不完整的。”
丁刚在旁边补充说道:“杨厂长啊,你这个位置太‘管火’了,3000 多人的大厂,分厂有七八个,下属机构有分厂、办事处、车队、生产车间,你这就是‘土皇帝’,肯定有人盯着你的位置。” 他斜靠在椅子上,似笑非笑地看着杨伯涛,“我看杨厂长,你这位置可是'三千人的土皇帝',多少人眼红?要我说,不如'早坦白,早上岸',主动递个辞职报告,'退一步海阔天空'嘛!。
在东原官场,有一场不成文的规则:在组织调查之前,如果能主动向组织坦白问题,组织上基本上会算作坦白自首;坦白自首后,若再写个辞职报告,把位置交出来,基本上就不再追究责任。这也是不少干部的最后一步,大不了就写辞职报告。
听到这话,杨伯涛脸上露出尴尬之色。他低头盯着手中的酒杯,手指无意识地在杯壁上划着圈圈。按照企业破产法,棉纺厂已经亏损到第四年,如果熬过今年,就亏损五年,从法律层面就可以进入破产程序。东原各地已有不少企业处在破产边缘,大多处于停产状态。持续亏损下去,明年就可以实施停产。像棉纺厂这样的大厂,若停产两年,政府根本承担不起这么庞大职工的工资支付,最后肯定还是要走破产这条路。到时候,自己就可以联合几个朋友,以极低的价格将棉纺厂变成私产。这如意算盘都打到一半了,却杀出一支纪检队伍,这是杨厂长无法接受的。想着上次审计就是沟通后,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,换了财务科长,给分管副厂长一个行政记过处分,就把问题扛下来了。
“周会长,情况不一样啊。” 杨伯涛抬起头,眼神中满是恳切,“我在棉纺厂工作一辈子,对棉纺厂有感情,而且棉纺厂刚刚购置了设备,明年就有可能起死回生。”
他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,“这个时候让我下来,我倒不是贪图厂长这个位置,我是担心这 3000 职工该怎么办?3000 职工背后是 3000 个家庭,还有不少厂里的职工是双职工、三代棉纺人。他们都是为东原的改革开放做出过贡献的,这要是企业停产,包袱不都甩给政府了?周会长,咱们可不能办这种事啊。”
如今,魏昌全兼任着农业局的党组副书记和农业开发总公司的一把手,也深感企业生存的压力很大。他放下手中的筷子,神色凝重地说道:“杨厂长都是自己人,别唱高调了,说什么为改革开放做出贡献,难道政府没给工资?我说句实话,但现在这事你找周会长意义不大吧?我觉得你应该找分管副市长臧登峰,把问题交给他,让他拿到市政府研究。杨厂长,3000 人的大厂,经营上可不敢出问题,这要是出了问题,会引发社会性动荡的。市政府会想办法的。”
杨伯涛何尝不知道会引发社会性动荡?但是,动荡也是杨伯涛几人计划的一部分。从正常经营来讲,企业确实勉强能实现盈利,但是杨伯涛心里清楚,棉纺厂作为 3000 人的大厂,如今真正在一线从事生产工作的已不足 1000 人。棉纺厂是 1955 年成立的,到现在已经运转了接近40年,第一批参加工作的职工已经退休,这些职工的养老问题都由棉纺厂承担,这部分工人大概有三四百人。随着时间推移,退休的人会越来越多,包袱会越来越重。
另外,整个棉纺厂下属六家直属厂和配套厂,大小厂长、各级行政、工团妇青等二级机构的部门行政干部和管理人员加起来,还有四五百人。整个棉纺厂有不少关系户和吃空饷的人,名义上是棉纺厂职工,实际上棉纺厂领导连人都没见过几次,只拿工资不干活。这样的特殊群体严重影响了棉纺厂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—— 大家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,凭什么这边累死累活,那边班都不爱来,照样拿一样的工资?棉纺厂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极差。当然,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监守自盗也非常严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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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管理上的问题。杨伯涛在几年前还是把棉纺厂弄得风生水起,各项工作在市里面名列前茅,后来之所以没了斗志和干劲,是因为外界让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。同样干纺织、当厂长,规模小的私人厂老板一年都能挣几万、十几万,而自己当大厂厂长,辛辛苦苦一年下来,每个月拿到手工资不到300块钱,还不如一个南方民营厂小工的工资高。再加上东北的破产潮,这让杨伯涛觉得,如果能将棉纺厂变成私营企业,自己完全有能力可以盘活企业,进行大刀阔斧改革,撤销没用的机构,开除吃空饷的人员,留下真正干活的老职工,那时效益也会好一些。当然,杨伯涛这样想,最终目的还是想自己多挣些钱、捞些实惠,不然一旦退下来或退休,棉纺厂就和自己没关系了。
杨伯涛一边喝酒,一边又与几人说了些好话。酒杯在众人手中传递,酒精的作用下,气氛愈发凝重。周海英此刻欠杨伯涛一个人情,他咬了咬牙,眼神中闪过一丝坚定,硬着头皮答应下来:“行,我愿意去市上试试,到底能不能成,还要看市纪委书记林华西会不会卖自己的面子。” 说罢,他端起酒杯,一饮而尽,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