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没理会他,继续道:“开仓放粮是下策,如今最要紧的是引水灌溉。洛水河上游有处老渠,若能疏浚,可解十万亩旱情。”
我展开舆图,图上老渠的线条被虫蛀得断断续续,旁边注着“洪武二十三年,工部侍郎主持开凿,可灌田十万顷。”
李富贵“啪”地合上扇子,扇骨敲在舆图的“李家坟地”标记上:“疏浚?那渠经过我家祖坟,动了龙脉谁担待?”
他从怀里掏出张泛黄的地契,地契末尾盖着崇祯年间的县衙印,“您瞧,这地契上写明了'渠西三十丈为李家祖茔地界',可如今的舆图却把渠画在了坟地边上——知道为什么吗?前任李大人离任前,收了我五百两银子,让人改了舆图上的地界!”
看着他嚣张的样子,我突然想起扬州那些盐商。
原来无论在哪,总有这种视百姓如草芥的蛀虫,而他们的嚣张,都写在一张张被篡改的公文、地契里。
“李员外,”我压着火气,从袖中掏出火漆印的文书,“这是布政使司的批文,准许疏浚老渠。批文里附了洪武年间的原渠图,距你家祖坟尚有五十丈,你这是血口喷人。”
三日前,我带着王顺在布政司档案室枯坐整夜。
蛛网缠结的架子上,洪武年间的文书被虫蛀得千疮百孔。
当我在发霉的《河工档》底册找到原渠图时,手指被牛皮纸割出细口,血珠渗进“工部侍郎李某”的落款处。
批文边缘的火漆印已斑驳成粉,却依稀可见“永保民田”四字。
文书背面用墨笔写着:“崇祯十五年,李知县曾欲毁此档,为书吏王某所藏。”
文书的边角磨损严重,上面还留着前几任官员的批语:“事涉乡绅,从长计议”“恐生民变,暂缓施行”。
我想起王顺当时捧着文书时,指尖在 “崇祯十五年知县张某某收银” 的字条上顿了顿,喉结滚动着没出声。
我后来才知道,那字条背面用指甲刻的 “巡按御史收盐商三千两……李知县曾欲毁此档”,正是他父亲——前洛城书吏王明德——临终前藏在《河工档》里的血证。
崇祯十五年,他父亲因不肯篡改渠界图,被知县杖责三十,扔在洛水河边喂了野狗,临死前把血书塞给十岁的王顺,叮嘱 “等个不瞎眼的官”。
此刻他袖口磨出的破洞,正露出半截褪色的红绳——那是他父亲当年系文书用的,如今捆着的,是洛城百姓二十年未申的冤屈。
李富贵没想到我真有批文,脸色变了变,却依旧嘴硬:“批文?我看是你伪造的吧!”
这时,王顺带着几个衙役跑来了,手里还拿着铁链。
铁链上锈迹斑斑,刻着“万历年间造”的字样——那是县衙里唯一的刑具,却从未用来惩办过贪官,只用来锁交不上赋税的百姓。